少年的不幸，讓魯迅遭受了很大的心靈創傷，他到日本留學後，決定學醫，希望學成過後，可以返來“救治象我父親(father)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病，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，一麵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”。

　　但是，幻燈片事件卻改變了魯迅的初衷。魯迅決定棄醫從文。在日本時，他寫了許多深刻的文章，並和弟弟周作人還翻譯了許多外國小說，但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。落寞之際，魯迅本想去德國，但經不住母親的請求和經濟上的壓力，他最終在29歲時選擇返國。返國後，他先在浙江紹興任教，之後在北京教育部任職，一個人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。

　　這期間，正是中國社會最劇烈動蕩的時候，魯迅本應在此時大展拳腳，搖旗呐喊，但是在目睹了一次次以反動為幌子的政治秀後，他對於眼前所發生的一切，始終以嫌疑的態度冷眼旁觀。他寧願以收古董、抄碑貼、讀佛經的方式默默地打發時間，也不願參與喧囂動蕩的社會現狀。然而，這種百無聊賴的清靜生活對心懷壯誌的魯迅來說，也有著說不出的苦澀。

　　但是，一本雜誌和一個青年卻打破了魯迅與世隔絕的生活，這本雜誌就是陳獨秀創辦的《新青年》，而這個青年就是《新青年》的編輯錢玄同。

　　錢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的同窗摯友，他在為雜誌尋找優秀撰稿人的時候，首先想到了周氏兄弟。周作人很爽快，但魯迅卻遲遲不肯答應。錢玄同拿出了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勁頭，想方設法鼓動魯迅為《新青年》寫稿，但魯迅一向不為所動，直到兩人談到“鐵屋子”比喻時，魯迅的態度才有所改變。

　　魯迅不願出山的原因很簡樸：“如果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，裏麵許多熟睡的人們，不久都要死了，然而從昏睡人死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，現在你大嚷起來，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，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拯救的臨終的苦楚，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?”但是錢玄同卻反駁說：“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，你不能說絕沒有破壞這鐵屋的希望。”

　　魯迅終於被說服，他寫出了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《狂人日記》，並在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號上宣布。自此過後他一發不可收，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。

　　這一年的魯迅37歲，離他去世另有18年，但這短短的18年，卻是魯迅笑傲江湖、所向披靡的18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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